鄧芬與張大千

一九三一年，由張大千助編、上海中華書局出版“當代名人畫海”，刊印了一百零二位南北名畫家的作品，其中包括鄧芬一九二九年秋作於上海的中堂《秋意圖》，以寫意的筆法繪畫蘆草以及用工筆的手法繪上寒蟬。這本畫集，只收入兩名廣東籍畫家的作品，另一位是趙少昂，作品是《孔雀》。

鄧芬和張大千的密切交往始於一九二九年，因為當時張氏居於上海，是第一屆全國美展幹事會會員。但據林近先生對筆者說，當時中華書局打算出版《當代名人畫海》，藉此網羅當時中國畫壇第一流高手的作品，由張大千組稿，張大千於是找到鄧芬。張氏和葉恭綽結交是在當年的三月，儘管我們沒有資料證明鄧、張之交往是否由葉恭綽一手促成，但張氏肯定是充份研究過鄧芬的作品才推許鄧芬為“廣東唯一國畫家”的。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，張大千偕徐雯波由成都抵達香港，居於九龍亞皆老街，準備展畫。其間，張氏自然和香港的友人有一番詩酒唱和。陳丙光藏有一張當月張大千與鄧芬、簡琴齋、張君華、廖俠懷、張祥凝、余匡父以及一位雷先生攝於香港的照片，鄧芬居中，神態豪邁，其時張大千所流露怡然自得的神情。

張大千在香港展畫期間，發生了一件令張大千三十年後仍念念不忘的逸事。李銳祖向筆者說他往澳門天神巷“藕絲孔居”拜訪鄧芬時，鄧芬向李展示一把摺扇說：「這是張大千送給我的，我去看他的畫展，見到扇面中的仕女彈琴是用左手彈的，我說我們是曲壇中人，這幅畫畫錯了，張大千說鄧芬你很了不起，於是將扇送給我啦！嘿嘿，老虎都有打瞌睡的時候。」

一九四九年初，張大千從香港來到澳門，作為蔡克庭的客人居於郵政局後面的一座三層高的樓房，張大千在蔡家的大廳中放置著兩張大型的八仙桌作畫案，更以重金從東南亞買回兩隻長臂白猿養著在花園中，時時對園內的白猿寫生，或逗猿嬉，他四月左右離開澳門。雖然在這短暫的停留中，澳門並未能給予他太多在國畫上的創作靈感，可是，他卻和鄧芬互有酬答。鄧子玉告訴筆者，一天，張大千手持繪有其山水畫的摺扇造訪荷蘭圍六十三號二樓，以此贈給鄧芬，還笑言近來天氣炎熱，送給鄧芬搧涼。

張大千回轉香港後，寄居於簡經綸的“琴石齋”中。夏天，鄧芬父子也曾於張氏臨返四川之際到達香港，與其會面，並將鄧子玉引見給張氏。當張大千知子玉能畫後，便將一批繪畫資料相贈。期後，也為鄧芬畫下水墨畫《羅浮憶夢圖》。（張氏於一九二八年曾遊廣東羅浮，作畫多幅。）

一九七八年，張大千從國外回台北定居。他入住台北士林區至善路二段二四二巷二號前，李銳祖在台北的一家酒店中拜訪張氏，他們的言談中，也談及鄧芬。張大千對李銳祖說：「鄧芬很聰明，是我的同學，夢覺紅樓彈揚琴。」想不到鄧芬去世十四年後，張大千對這位故友還是念念不忘。李銳祖不清楚張大千為何指鄧芬是其同學，李氏不無遺憾地對筆者說，當時若追問多一點，會更加清楚鄧芬的藝術生涯。後來，林近對筆者證實，這裡所說的同學，是指鄧芬和張大千一樣，書法學清道人李瑞清。

鄧誦先與張大千    潘兆賢

—為紀念鄧誦先逝世二十周年印刊專集奉貽同好及讀者—

鄧誦先與張大千生前是切磋畫藝的良友，也是中國畫壇近百年來的代表作家。誦先生於一八九四年，而大千則於一八九九年誕生。以年齒言，誦先長大千五歲；以畫名言，誦先也成名較早。民初廣州檢察廳長曹受坤替父祝壽，日旰開筵，賀客盈庭，主人仍臨簷候望，客皆認為主人候望必有貴賓。須臾間，一豐儀俊美的少年施施然曳裾至，曹氏大為欣悅，降階執手引路，揖上座，重訝不已!主人遂指堂上懸掛的「晉壽圖」，且為少年介見，盛讚曰:「此鄧郎誦先所繪，筆法高妙，無其儔，後生可畏齋哉!」斯時眾咸擊節，誦先由是知名，年僅十七歲。民十八年誦先奉教育廳命(由名詩人黃節任廳長)，代表廣東畫家出席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，誦先周旋於全國俊彥間，即席揮毫，變化莫測，旁若無人。名家黃賓虹深為賞識，故云:「誦先繪高柳鳴蟬圖，出新義而用之以古法，超神入化，甚非率爾操觚者比，不禁拜服，為題數語歸之。」此外京華名士袁寒雲與誦先過從甚密，惺惺相惜，在文酒會中，二人即席賦詩，期文思竟如此捷給者，堪稱真才子也。張大千生平最輝煌的時代，在一九四一年至四三年間，不辭勞瘁入敦煌臨摩古代壁畫凡二七六幀，曾在重慶展覽。其治藝的精神，堅毅的魄力，在中國畫史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。時大千為四十六歲。一九五四年大千遷居巴西，營建「八德園」，名山勝景，收歸腕底，真是得天獨厚耳。一九五六年大千赴歐，在羅馬及巴黎舉行畫展，曾和抽象畫大師畢卡索會面論藝，畫譽益隆。大千匪獨以畫鳴世，而對古畫的鑑賞功夫尤具法眼，在「大風堂名蹟」自敘中云:「吾之精鑑，足使墨林推誠，清標却步，儀周斂手，虛齋降心。」帶一九七0年，大千已屆七二高齡，復患目疾，嗣後以「潑墨山水」寄情畫壇。七七年返台定居，頤養天年。持平而言，大千是時之畫伎已成強弩之末，惜一群「攀附」小人，纏繞左右，依然為大千張目。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!」於畫何嘗不然?想見大千的內心是不好受的。不佞荒謬，曾私下把大千與誦先的畫藝比隲一番。竊已為大千雖名重國際，為僅「山水」一科見勝。「花卉」兩者在伯仲之間，至「人物」一門，誦先騰踔眾妙，大千應避席了!恰巧大千的門人羅吉眉撰「大千在敦煌」一文也有這樣的記載:

「……惟獨他人物畫中的高士與美人(縱令是現代美人)似未突破傳統，另創新意。長裾曳地，衣帶飄飄:面貌大半雷同，鬚髮，服飾與配景、比例、透視、坐、臥、立、行，只現平面，更難說不同的面貌，性格與表情。高士頭上的髮髻，寬袍大袖，更不知他如何方便登山臨水，松林踱步，溪流垂釣或是踏雪尋梅的? 」我很佩服羅先生恢弘的器量，能坦率地指出乃師的短處。當然，他對大千其他的畫作有很高的評價，誠非子虛之辭。我討厭那些言過其實的批評，如所謂「五百年來一大千! 」若從中國畫始推上五百年，不知產生多少偉大的畫家?即與大千同時代的山水名家:如黃賓虹、傅抱石、李居端、吳湖帆、李可染……等，難道他們只值五年或五十年的貨色嗎?劉秉衡教授在其「藝文集」有幾句破的之言論: 「後世腐儒陋習，例以數字貧列家數，像『四大』、『南某』、『北某』，其餘的似說不足觀，這無形扼殺了其他……」昔魏文帝有云: 「後生可畏，來者難誣。」我們應期待比鄧誦先、張大千更有潛質的新秀出現，使中國的畫藝一脈相承、垂衍不朽!誦先、大千俱往矣，真是中國畫壇的憾事。筆者平素偏愛誦先的長藝，像「馬柳美人三絕筆」、「三筆雀」、「法相羅漢」、「絕色花卉」……的口碑扣動心絃，更為紀念這為逝世二十周年的一代宗師，特印刊「鄧誦先畫藝介評」(非賣品)以期分贈同好及華僑文化版讀者舒覽。現附刊「一鞭殘照裏」的畫蹟(在本書第45頁)，高逸不羣，預先亮相。筆者秉持「彰顯幽渺，推美藝人」的宗旨介評誦先畢生的藝術，尤其收集各家的論見，胥可於是著覘之。